作为编辑和作家得到作家朋友的赠书，是既平常又令人欣慰的事。这些书放在书柜中，就像他们与我朝夕相伴，每一本书都记载着我与他们的相识和友谊。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有幸得到茅公赠赐的书，那是一九八○年十二月的事了，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个真正称得上万紫千红、百花争妍的文艺春天的来临。各种书刊、报纸犹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当时我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在这大好的鸟语花香的文艺春光中，临渊羡鱼，不禁手痒起来，一天我向总编辑建议说：“咱们也办个文艺刊物吧，至少有几十万公安干警会欢迎的。”经过一番争论，办刊的事定下来了，又经过七嘴八舌的吵闹终于把刊名也定下来了。名曰：《啄木鸟》，寓护林除害、森林卫士之意，初创的《啄木鸟》大家最关心的是刊名由谁题写。我忽然想起“文革”后期，我在《人民电影》编辑部工作时，曾与陈小曼同志有过工作联系，便将想通过小曼请茅公题字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同志们听了个个欣喜若狂。
我拨通了电话，小曼说茅公这几天正患感冒，过几天再说吧。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小曼一如既往热情、亲切的声音，她告诉我刊名茅公已经写好，下午可以来取。
下午我来到后圆恩寺1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时至严冬季节，院内的树木、花草早已凋败，显得格外冷清。
过了一会儿小曼拿着两本书和一个信封进来，她打开信封拿出茅公的题字说：“他感冒还没好，没写好，所以多写了几个字，叫你们选用。”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一味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这是他送给你的两本书，你收下吧。”
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一时竟忘了说声谢谢。这两本书一本是《蚀》，一本是《脱险杂记》，我翻开封面，只见扉页上写着：“魏军同志指正。茅盾，一九八○年十二月。”一代文学巨匠对我这个小小的编辑、业余作者如此谦逊和平易，我实感承受不起。我想，这不正是茅公对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吗？！
“他病还没好，今天就不见你了，他说有时间叫你常来玩。”
“谢谢。”我说：“我来的匆忙，忘了把题字的稿酬带来，回头我再送来。”
“千万别送来。”
我不解其意：“那就寄来。”
小曼怕我误会忙说：“你寄来还得我去取，取后我还得再寄回去。他题字从来不收报酬，他说书出来送他本样书就行了。”
“……”我一时语塞。
之后，我又去过茅公家几次，每次见面小曼都说：“魏军看你来了。”茅公在小曼提示下很快记起了我的名字。那时他正写回忆录，身体状况不甚好，记忆力也有些下降，对眼前的事情时有遗忘，但对三十年代的事情却记忆犹新。他的面孔削瘦，两眼有神，给人以亲切慈祥的感觉。每次见面茅公总是笑着和我握手。
不久，峻青同志来京，他打电话叫我去他的住处，说有事相商。峻青说拟创办一张《文学报》，在上海和北京各设一个编辑部。上海他负责，北京由我负责。现在要在北京召开一个老作家座谈会，听听老作家对办报的意见，征得他们的支持，这项工作由我负责组织。我发函邀请的在京百余名老作家，除因病、因事和不在京的未能出席外，其余九十多位都按时到会了。会场很俭朴，一杯清茶，会议桌四周是清一色的木板椅。峻青同志首先介绍了办《文学报》的宗旨。大家听说要办作家自己的报纸，都非常高兴，并且谈了很多如何办好《文学报》的意见。会后峻青同志问我能否找人为报纸题名。我向他建议请茅公题写，他非常高兴，并说和我一同去拜见茅公。我们商量着，可能的话，再请茅公题几句话，用以对文学界广大同仁的鼓励。因怕茅公忘记，我特意将此意写在一张卡片上。见了茅公，峻青把办报的意向向他汇报了一遍，茅公很是赞同，当即答应为《文学报》题名、题词。临走时我把预先准备好的卡片塞到茅公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后对小曼说：“请你提醒他，放在口袋里了，别忘了。”
小曼见我如此认真，笑而不答。
几天后报纸的题名写好了。
原打算请茅公作一简短的题词，没想到茅公却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虽短却把办《文学报》的意义和宗旨阐述的十分精辟、透彻。可见茅公对未来《文学报》的厚爱和期望。
我对峻青说：“将此文按茅公手书制版，在第一期试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
峻青很是同意。
为《啄木鸟》、《文学报》题写的两个报刊名，大概是茅公在世时题写的最后的报刊名了。
光阴荏苒，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回想起我和茅公几次暂短的相见，和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诲，使我今生难忘。他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那崇高的人格力量永远激励着我。我曾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两个报刊办好。但遗憾的是，当《啄木鸟》由丛书正式改为刊物出版时，领导以调整充实编辑力量为由，叫我移交《啄木鸟》的工作。从此《啄木鸟》就从我的手中飞了。峻青回到上海后不久，据说也因种种原因《文学报》上海编辑部，也从峻青手中易人了，就这样北京编辑部还没来得及成立就夭折了。本应成为全国性、唯一一家反映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文学报》，至此只能作为上海地方性报纸存在了。
